乐毅http://news.21cn.com/guangdong/reviews/2008/12/15/5620635.shtml 　　4年前，劣质毒奶粉事件在安徽阜阳爆发，被问责官员如今多数重获要职。其中，阜阳市原市长刘庆强调任安徽环保局局长。被撤职的阜阳市工商局分管市场监管的原副局长杨伟，调任安徽的一个地级市工商局担任副局长。被责令辞职的阜阳市卫生局分管食品卫生的原副局长丁丽玲，调到阜阳另一家市直机关任副局长。（12月14日《新城快报》） 　　不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新闻了，从“彭水诗案”的主角蓝庆华复出平调至重庆市统计局任职，到辽宁西丰县派人进京抓记者案的指挥者张志国复出，再到今天“大头娃娃”事件的被问责者，一茬接着一茬，官员们就像不倒翁一样，一巴掌拍下去，一会儿他们又晃悠回来了，异地当官，级别也基本不变。我有一种担心，国家制定的官员问责制度，最终会不会变成另一种“涨价听证”呢？想当年，价格听证制度初建立时，舆论也是一片欢呼，但一场场听证会办下来，民间对听证会有了一个别称：涨价听证会。庶民们还是只有打酱油的份。 　　价格听证最后沦为过场戏，原因就在于其制度设计中没有能够在细节上确保庶民们的听证权利，实际操作中听证代表都是被“上面”选定的。官员问责制度里也有类似的问题，《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中关于干部复出的相关规定失之于模糊。笔者以为，应该明确规定，视相关问责事件中该干部的责任大小，分别确定复出年限及级别。 　　一旦出了事，并非所有的被问责官员就不得再复出。但毫无疑问，出了事后，问题严重程度不同的官员应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官员问责制度设立的初衷，是为了通过惩罚来警示官员们，要在平时工作中尽忠职守。如果被问责官员最后基本都能异地当官，级别也基本不变，那官员问责制度最后还能余下多少警示效用呢？民众最后也会对此制度失去信心，就像对价格听证制度那样。这是很危险的。

1、这是在ZTE中兴通讯内部BBS看到的，我先在同事兼任朋友RUNNER那里看到再转过来的。他认为：“……，转载中隐去了作者姓名。我还是很佩服我这位同事的。”特别注意的是，这个被出租车司机黑的同事是个女孩子。 2、最近几个月来各地出租车罢.工.闹市，深圳在这风波中没动，但以前也搞过。深圳出租车管理性质也一样。这里出租车是国内最贵起价12.5，服务很一般（比上海差远了）。这个黑心司机或许是个体现象，和闹市风潮无关。 2008年10月24日深夜到25日凌晨1点之间。我从深圳南山区科技南路中兴通讯大厦出发，打车前往福田区新洲路、福强路交汇处的宾馆，随身携带一个黑色拉杆行李箱，里面有苹果电脑，MP3，衣物，名片和票据。为了避免遗忘，上车时我将拉杆箱放在前排的副驾驶座位上。 车辆启动后，司机了解我是外地人，开始绕道。从事后的GPS行驶记录上看，司机由北往南直走到底，顺着南面的海岸线滨海大道东行，又绕道返回北面，再次由北往南进入新洲路。虽然我不熟悉路线，但是两次由北往南的行程说明司机走了个“∫”形，他绕道了。停车时计价器上显示为60多元。我质问司机，司机的答复是“走这条路只有一个红灯”。我十分愤慨，拿100元给他，要求他给我发票，表示我要咨询相关部门。但是司机十分警觉，拒不给票，要求议价，最后收了我40元，并且没有给我发票。 意想不到的事情还在后面： 我刚下车，车门即关，没等我踏上人行道，身后的出租车转踩油门，不走辅道，急转上主道扬长而去。 “啊”我的行李箱就放在他右手边不足20厘米的副驾驶座位上！ 我马上奔跑着拦车追赶，无奈灯海茫茫，夜色中只剩一片模糊的红色车尾灯…… 我抱有幻想的希望司机只是一时没看到行李箱，看见了会送回原地，独自在深夜的人行道边驻等了许久。然而事后的GPS显示，司机从关上门的那一刻起，驱车狂奔20分钟，中途一分未停，一客未接，直奔到蛇口附近才停下车来。这不是拾遗，这是抢劫！！ 我独自在路边，没有发票，没看见车牌号码，没有出租车公司名称，甚至连车型都没有看清，手足无措。 打114随便找了个出租车叫车电话，了解到深圳关内的出租车公司有68家，共计1万2千部出租车，2万5千名司机，要找到这辆出租车简直是大海捞针，难怪司机如此胆大妄为。 此时已经是深夜1：20几分。我拦了巡警，去了案发地点所在的沙头派出所。途中我谨慎地回忆经过的每一个线路：我从新洲路由北向南而来，司机在福强路口“走错”向西拐进福强路；在蓝天宾馆门前停车打电话，此时有白色私家车上前问路；又在福强路上第一个路口掉头往东走，掉头的时候前面有一辆白色私家车；在新洲路口右转停车……我根据114的通话记录倒推下车时间，大概是在1点10分左右…… 到了派出所，民警了解情况后，认为此事无凭无据，查无实证，不能立案。用心良苦地建议我打电台电话，通过广播发布寻物启事，可能还有希望。我深知司机不会“拾金不昧”，但还是给电台打了电话，电台的答复是“明天9点到电台办理业务，每发布一条5~10秒的广告200 元，发布时段任选”。我觉得这不是明智之举，一再要求查看当完案发附近的摄像头记录，经过大半个小时的消耗，民警终于起身带我进入监控室，并要求我看完尽快离开。 辅警打开新洲路口，蓝天宾馆门口等了几个摄像头，但是摄像头的位置均不理想，或者对着人行道，或者对着远处，加上时间不够精确，难以排查，最终竟然没有找到任何嫌疑车辆的画面。而身边的民警一再催赶，我只好空手而归。 但是在交流中我了解到如何识别摄像头：圆的是派出所的，还有一些形状的摄像头是交警的；摄像头有编号，因为该系统近期新启用，警察也不熟悉，根据编号才能方便地找到摄像头。 离开沙头派出所，我马上赶回公司，通过查询公司的摄像头，确定了我上车的时间是在凌晨0点40分左右。并且观察了附近的街道，惊喜地发现在上车地点附近就有一个摄像头，距离十分近，大有希望。我咨询了巡夜的联防保安，确定摄像头隶属于松坪山派出所，便抄下摄像头编号，奔松坪山派出所而去。 有了沙头派出所的经验，我拿着确切的时间和摄像头编号，很快打通松坪山派出所民警，进入监控室。遗憾的是，这个摄像头是一个旋转摄像头，旋转一周需要30秒的时间，很有可能错过上车的画面。眼看离上车时间越来越近，摄像头还在拍摄另外一侧的街道……不幸还是发生了，当摄像头转过来的时候，出租车已经面向镜头，大灯照得一切都失去形态，直到车灯过去，画面上只定格了一个模糊的剪影……长叹一声，无奈接受现实，眼睁睁地看着黑心司机从眼皮底下溜走了。 从松坪山派出所出来时，天已渐亮。走在异乡郊区空旷的马路上，手里拿着录像画面的打印稿，由衷地觉得穷途末路了。 回到宾馆，我罗列了行李箱内物品清单，记下印象中出租车的行驶路线，以免事后遗漏。完成后疲倦地闭上眼睛，想着一定要休息明日再战…… 第二天一早，我带着纸笔，在新洲路和福强路一带徘徊，脑海里浮现着夜里的街道，重复走来时的路，记下附近的每一个派出所摄像头，每一个交警摄像头，每一个物业的摄像头。 我发现宾馆物业有一个面向福强路停车场的摄像头，于是找到物业的监控室，看到监控画面的主体是停车场，但是画面的一角有福强路的右转车道。经过排查，我找到一个有嫌疑的车辆远景画面。虽然依然看不见车型，但是可以判断停车的时间，据此推断，下车时间可能在凌晨1点到1 点5分之间。 另一方面让朋友们不停打114查询各家出租车公司电话，逐一打电话说我的行李丢在车上，却都因为没有发票得到一样的答复：“我们无能为力”。 中午吃了简单的午饭，我又抱着希望来到福田交警支队口岸大队，希望查看25日凌晨1点到1点5分之间案发路段的监控记录，遭到值班干警的拒绝，表示“没有公共安全专家机关立案，不经过派出所，不提供录像资料”。 华灯初上，夜幕再次降临。此时离案发时间已经过了20个小时。拿着福强路和新洲路的摄像头编号清单，我再次找到沙头派出所。 有了第一天的铺垫，加上我有明确的时间和摄像头编号，民警也开始主动协助我调查。我又燃起希望。 在福强路新洲三路交汇处，有一个很隐蔽的摄像头藏在马路对面大树后面，远远地拍到了这辆让我苦苦寻觅的出租车。逐帧播放的监控画面中，远处的绿灯亮起，出租车左转，掉头，远去了。后车窗里甚至能看见当时的我。但是遗憾的是仍然看不清车牌号，看不清公司名称。 在福强路和新洲路交汇处，“世纪工艺”门口的摄像头高视角地对着右转车道的路面，只见路面被渐渐照亮，一辆红色车身的出租车驶进画面，如此清晰，以至于我紧张地屏住呼吸，然而因为视角太过垂直，竟然看不到车身和车尾的任何信息，车辆又缓缓驶离画面，只剩下路灯下昏暗的路面。 顺着出租车逃逸的方向，我又查看了几个摄像头，仍然一无所获。却看到自己在车流中奋力地跑的画面，这种清晰的感觉仿佛把我拉回24小时之前，那一霎那的痛心疾首又上心头。 我反复查看那几个画面，希望能再看出一些线索，然而事到如今，所有线索都已经断了。在凌晨3点的派出所里，在打架斗殴的年轻人的争吵声中，我静静地靠在椅背上，身心疲惫。加上之前一个晚上通宵加班，我已经差不多3个晚上没有睡觉了。 时间进入26日早晨，距离案发时间已经过了30几个小时。我盲目地在案发路段和公司之间徘徊，寻找新线索。，新的线索出现在一次不起眼的攀谈中：每次打车往返中，我都有留心观察出租车内的细节，希望能回忆起一些画面。车门……椅套……广告电视……这时我看见方向盘边上有一个闪着三色灯的仪器，我问司机： “这是做什么用的？” “这是GPS。” “好像不是每辆车都有装？” “每辆车都有，公司是要跟踪车辆的。不然司机把车开跑了怎么办？或者遇到抢劫，我们偷偷按个钮，公司就知道我们在哪里了。只是有些GPS是可以操作查询的，像我这种，还有些是隐藏的……” 我隐约觉得线索来了。 于是我拿着纸笔，盘坐在公司门前的草地上，观察每一辆经过的出租车，发现他们虽然同样“红身白顶”，细节上却有很多不同点。车型有“中华”、“红旗”、“桑塔纳”；车顶灯有两种不同形态；前车门有些印了企业标志，有些空着，有些印了叫车电话；后车门上印着出租车公司的名称…… 此时手里这张模糊的监控录像截图仿佛在诉说一些信息：这是一辆车型方正的车辆，可能是“红旗”或者“桑塔纳”；前车门上有一圈光晕，似乎是一排字或者图案；后门上有两个光晕，应该是两个字——那是一个名字是两个字的公司，前面的字看起来更模糊，笔画更多。 经过一段时间的统计，我发现前车门上所有企业的标志都很小，不足以形成截图中前车门上的大面积光晕。只有叫车电话才占有这么大的面积。带有叫车电话的车辆目前只看到“96511”和“安达”两家。而后车门上的光晕，这应该是“运发”、“鹏运”之类的名字，他们笔画繁多，而不会是像“小山”这样少笔画的名字，也不是“深港”、“迅达”这样笔画平均的名字。 我首先拨打了96511。18号接线员接通我的电话： “您好！我在25日凌晨坐96511的出租车，行李遗落在车上。” “96511旗下有多家出租车公司，请提供发票和出租车公司名称。” “我没有发票，但是现在我已经通过公共安全专家局的摄像头明确是96511的车。请问前车门上印有96511，企业名称是两个字的车辆有多少？” “恩1300~1400台左右。” “请问其中桑塔纳有几部？” “几百部吧。” 我顿时精神百倍，倦意全无！ “我需要提调你们的GPS纪录，我现在在公共安全专家局，我的通话有录音，请您协助调查，并且保管好24日至25日的GPS纪录！！” 一段时间之后，我的电话响起，18号接线员耐心地咨询我的行驶路线和时间，我对着监控录像，精确到秒地告诉她我的上车时间，下车时间，关键路口的转弯，掉头的时间。于是幸运之神降临了： “陈小姐您好！根据您提供的信息，我们基本已经锁定了一辆出租车，刚才我们联系了司机，司机在休息，说不记得了。” 我心想：不记得就是有了！！我说：“我希望司机以‘归还失物’的方式把物品还给我，我可以重金答谢他，而不是等我在公共安全专家机关立案接受调查。” 不一会，我的电话再次响起，18号接线员说：“车队副队长已经让司机写下事情的经过缘由，并将物品送到公司。请您27日早上到梅村路4号运发集团总部认领。” 答案来得如此之快，就像是写在测试题的反面。 此时是26日下午，距离案发已经有40个小时。 [...]

杭州地铁塌陷事故是最近媒体上较为吸引眼球的新闻事件，最新的相关报道更令人扑朔迷离：“杭州地铁塌陷事故口水仗升级，各方推诿责任”。乍看之下，便想起样板戏《沙家浜》中的一句经典台词：“阿庆嫂与沙奶奶打起来了”。当然，阿庆嫂与沙奶奶是为了革命利益而假打。因为戏中的这一段是幕后处理，到现在也不知道她俩是否皮肉受苦。但杭州地铁塌陷事故的责任双方——施工方中铁集团VS业主方杭州地铁集团，这一次看来是“劲霸男装”——King Boxing。后来又有院士加入，就更搞不清楚这是“楚汉争霸”还是“三国演义”了。   “目前，事故原因调查仍在加紧进行，人们期待着调查结论公之于众”。毫无疑问，

经国务院批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花儿”,被正式列入我国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备选项目,近日,相关文本和音像资料已正式提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西北“花儿”申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旅已经开启.

民政部表示，在汶川地震地区的灾后重建过程中，捐建项目原则上不冠名，可尽量采取立碑等方式留名纪念。而对捐赠人单独出资或主要由其出资捐建的重建项目，如捐赠人提出冠名要求，应征得受益人同意。

为什么这么多政府“坐不住”？“这就好比地主救长工，长工出了问题，谁来保证地主的收益？”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王小乔，实习生 谢丹，特约撰稿 祁京 李玟  18城市密集出台房地产救市方案，无奈楼市并未回暖 最生猛的救市  楼市下行至今，最生猛的地方政府救市方案终于出台。  10月14日公布的“杭州楼市24条”，动用了杭州市政府所有的权限——提高公积金贷款、减免交易税的地方所得部分，延长土地款缴纳期限，甚至还动用了户籍政策。这比之前的17个地方政府救市政策更全面、更有力。 然而，10月17日开始的杭州房博会4天下来成交只有408套，还不到去年的一半。  即便出台救市政策一个多月的西安市，其成交量不升反降，还让西安市政府饱受质疑。  招数已尽，所有的目光集中在了中央政府的政策上。  误读、传言，甚嚣尘上。中央没有声音，就被解读为默许；行业协会呼吁，则广泛报道为“救市方案上交中央”；上海市副市长杨雄的话，甚至被安在发改委副主任杜鹰身上，成为中央对地方救市的肯定。  上周末，沉默打破——17日的国务院常务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提出继续保持经济平稳快速增长的十条意见，最后一条这样写道：“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规模，降低住房交易税费，支持居民购房。”  “中央此言意在鼓励地方政府为中低收入者提供住房、促进房地产投资，并非鼓励消费者买商品房以托市。”中国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员尹中立撰文分析。  城建部副部长仇保兴也在第二天的“中国市长论坛”上谨慎地谈到了地方政府救市：

“国内最大蛋企——大连韩伟集团所产的‘佳之选’鸡蛋日前在香港地区被验出含有三聚氰胺，超标88%。”在鸡蛋产销量均居世界前列的国度，相信没有人会对这条“毒蛋”消息无动于衷 与之相关的一条新闻是，据报道，香港食物安全部门在产自大连韩伟养鸡有限公司的鸡蛋中验出三聚氰胺含量超标后，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处称，相关部门已展开调查。有关人士表示，农业部将会同其他部门进一步修订饲料的三聚氰胺含量标准。 可以想象的是，调查的结果无非是两种，一是确实有“毒蛋”存在，三聚氰胺的超标现象严重，建议企业停产整顿；二是只是该企业的部分产品存在问题，其他产品不存在问题，

包括广受关注的户籍管理法、信息安全保护法、举报人保护法等的制定，因目前条件尚不成熟，可暂不考虑修改法律或专门立法。 对于众所关注的制定户籍管理法议案，全国人大常委会内司委称，现行户籍管理制度应当按照中央关于“完善户籍管理和流动人口管理办法，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要求进行改革。鉴于我国地区差异大，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又涉及社会管理的各个方面和法律法规及政策的调整，需要通盘考虑，稳妥推进。内司委将适时开展户籍立法的研究。 近来，公民个人信息频遭泄露，

 国家税务总局29日在网站上发布了《关于个人通过网络买卖虚拟货币取得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批复》，明确规定个人通过网络收购玩家的虚拟货币，加价后向他人出售取得的收入，属于个人所得税应税所得，应按照“财产转让所得”项目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该规定是国家税务总局针对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关于个人通过网络销售虚拟货币取得收入计征个人所得税问题的请示》作出的批复。虽然北京地税局还没明确开征时间表和缴税途径等细节，但表明我国正将影响越来越大的虚拟货币纳入监管的轨道。 　　虚拟货币多集中在网游领域，

科学表明，约75%的男性认为有眼袋的女性容易让人感觉衰老、憔悴、没有活力；另有约43%的女性也表示，男性若有眼袋，整体的形象和气质会大打折扣，因此，眼袋一旦出现，不仅影响容貌，还严重影响男女异性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