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瑞 廷杖是惩罚，却激励着明代的大臣前仆后继。在管理中，组织的惩罚措施如果与社会公认的伦理准则不一致或者相反，那么，这种措施就可能由惩罚变为激励。 许多人认为惩罚只是“负强化”，其实不然。惩罚的初衷通常是禁止某种行为，但是有些惩罚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却是激励。例如，明朝对有忤于皇帝旨意的大臣实行“廷杖”。明武宗时，因谏止南巡，廷杖达一百四十六人，杖死十一人。嘉靖三年因争大礼（即皇帝生父的名分礼仪，嘉靖皇帝要为自己已去世的生父争得名分，但同传统礼制不合），廷杖一百三十四人，杖死十六人。万历五年，首辅张居正的父亲去世，按礼制应去职守丧三年，但古代有“夺情”一说，即令孝子留任为朝廷效忠而放弃守丧。张居正也不大愿意离开政务中枢。

 刘文瑞 管理离不开讨论，讨论问题的实质是信息交流。但是不同的管理事务，要求信息交流的方式和内涵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略加观察，不难发现，在各种各样的管理活动中，讨论往往有三种情况，这三种情况可以分别叫做批评谏言、提出建议、寻求共识。 所谓批评谏言，是批评者对当事人的指责，立足于质疑、反问，是一种挑刺儿式的讨论。由于是挑刺儿式的评头论足，所以，发言人往往不大考虑可行性问题，而且，为了引起对方的重视，往往把问题说得越严重、越耸人听闻越有效果。对于这样一种讨论，对待的方法有多种多样，但最核心的要点在于不加指责。不管对方说得多么离谱，多么不合情理，都不能进行指责。比如，唐太宗以善于纳谏著称，然而，

  刘文瑞 《野鹅敢死队》（The Wild Geese）是英国于1978年拍摄的老电影，但直到现在看起来也没有过时感。尤其是片头的主题曲，风格独特。中国的歌坛大腕刘欢在出道不久时曾经唱过这首歌，但不知何故在他的专辑里都没有收录。歌中不断重复的唱词：“There is so much to be done–Tell me what more, what more, can we do?”肇示着人类的普遍困境——在急速变化的外界环境面前，我们已经付出了那么多的努力，为了绝处逢生，我们还能做什么？ 这部动作片的剧情并不复杂，但却充满了惊险。一个雇佣兵头子福克纳上校，受一个银行家雇佣，要从非洲某国的一座监狱里劫走被推翻下台的前总统林班尼，作为这个银行家从非洲某国取得铜矿开采权的交换条件。价钱谈妥后，福克纳找到了几个他的生死伙伴，招募了50人的队伍，进行了严酷的战前训练。

刘文瑞 短期行为是管理中一种十分常见的毛病。人人都知道它的危害，但就是克服不了。对于这种现象，简单地告知不能为了眼前利益牺牲长远利益的大道理，根本无济于事。管理者自己会算账，如果眼下就过不去，谈何长远？有些专家，撰文批评短期行为头头是道，但总有站着说话腰不疼的嫌疑。凡是撰写这种文章的人，应该先换个位置想想，如果把你放到经理人的位置上，你自己的主张能否兑现？ 如何克服短期行为，需要从病根入手。引发短期行为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有一点似乎尚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就是任期的影响。任何人作为经理人，都有基本的经济理性。如果在短期行为和长期安排之间选择，肯定要涉及到利益估算。如果任期长，当事人就会在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进行比较判断，看选择哪头更划算。

 刘文瑞 领导人在使用自己的权力时，应该首先想一想，你的举措，是能够让部下感到公平的希望，还是让部下感到不公平的威胁？ 刘邦得天下后，面临着分封功臣的难题。在多年的楚汉相争中，功臣太多，如何“摆平”这些战场上厮杀出来的牛人，成为这位新天子的当务之急。汉高六年，当刘邦先把张良、萧何、曹参等大功臣分封后，众多的中小功臣如何分封就成了麻烦，“日夜争功不决”。于是，刘邦就把这件事搁置起来。但是，这种搁置有可能造成更大的危机。据《史记·留侯世家》记载：刘邦在洛阳皇宫的阁道出行时，看到他的将军们三五相聚，

 刘文瑞 管理人员的出身问题，似乎还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但在历史上，关于出身的争论极为常见。经验也告诉我们，出身对一个人的价值倾向、需求偏好、行为习惯等等有着多方面的影响。那种所谓“英雄不问出身”的辩白，不过是发迹了的流氓掩饰自己来路不正的辞藻。出身的烙印是很难消磨掉的，君不见，下层出身的刘邦，哪怕是当了皇帝，言行还是处处流露着无赖习气。而汉武帝之所以重用公孙弘，就是因为公孙弘的出身低微便于控制。历代君主，对于手下的出身实际上是很重视的。这一点，或许能给当代的管理学提供一些参照。 从秦汉以来，古代的官吏主要出身于两种人，一是儒生，二是文吏。用现代语言来说，前者是经过正规培养的知识分子干部，后者是在基层滚爬摸打从实践中锻炼出来的干部。这两种人具有群体性的差别，而这种差别对古代的国家管理产生了重大影响，不可不察。 一、儒和吏的源流 儒起源于孔子。说起来，儒家虽然在后来显赫了，但孔子本人在世时并不怎么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