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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才:税收成本全球最高是怎么造成的

纳税是公民的义务,但纳税应该纳得明明白白。“税收成本全球最高”的事实很惊人,因为谁都清楚,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成本最终都要由纳税人负担。行文至此,每一个关注自身权利的纳税人都会问,为什么我国的税收成本会这么高?应该通过什么途径降低税收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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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化与“海盗风险”(ZT)

原載《上海證券報》       中国石化(00386.HK)是一家公司治理水平较高的上市公司,风险披露较详尽,但有一项十分重大的风险,该公司自2000年在香港上市以来从未披露过,绝大部分投资者也不会想到,近期冲击人们眼球的海盗新闻竟然与中石化有关。   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12月16日在联合国安理会索马里海盗问题部长级会议上表示,中国正在积极考虑近期派军舰赴索马里海域参加护航活动。其实中国更迫切要防范的是马六甲的海盗与恐怖分子。   笔者早于四年前已经开始关注马六甲海峡的安全,因为中国进口原油中大约有85%要经过这个细长的海峡,如果海盗或恐怖分子抢劫两艘大型油轮,把海峡堵死,第一个无油可用的便是石油储备仍在起步期的中国,第一家受害的中国企业便是每年炼制以亿桶计进口原油的中石化。   四年前的12月,笔者到马六甲海峡实地考察这条握在别人手中的能源线,细长的马六甲海峡分属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及新加坡三国海域,却是中国、日本这些原油净进口国的咽喉部分,跨国公司在中东开采后把原油运到进口国,也关系到美国的重大利益,然而这个咽喉不由中国、日本和美国管理。   笔者向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专门研究马六甲海峡安全的研究员王家郎请教,他警告,马六甲海峡有六个最狭窄的瓶颈位,万一海盗袭击这些地方,或者海盗与海军或水警在这些地区激战,这条联系全球物资的生命线将中断。令人更担心的是海盗与恐怖分子相勾结,有意绑架运载液化天然气的货船,在马六甲海峡瓶颈区域引爆,打击全球经济。   笔者在印度尼西亚杜迈港访问过一艘新加坡注册的油轮TheresaII号的中国船员魏东,他已经在马六甲海峡航行了10年,曾遭遇了被海盗追截的惊栗一夜。当时他在名为Venessa的油轮上工作,凌晨时分,手持轻机枪的海盗用快速渔船追截他们,船长下令全速航行,海盗一边追一边开枪扫射,打中船长的腿,幸好没有打中油库,否则一爆炸,大家都完了。   如果这艘船在马六甲海峡瓶颈位遇袭爆炸,不单是船员完了,等着提炼进口原油的中石化也会面临危机。   有人会骂笔者杞人忧天,但印度孟买的恐怖袭击事先毫无征兆,发动袭击的恐怖组织名不见经传。最令人担心的是我们的能源线仍然握在别人的手中,我们的石油储备仍然未到令人放心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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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券:蒙代尔只说对了一半(ZT)

本文为“需求的解放”系列文章之三,原载于《三联竞争力》2009年1月号       2008年岁末,消费券话题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       11月18日,台湾宣布将发给每名居民3600元新台币消费券。12月14日,“欧元之父”蒙代尔建议中国对全民发放1万亿元购物券。12月15日,成都市向城乡低保、五保、城乡重点优抚对象(总计约38万人)每人发放一百元消费券。12月18日,成都市向返乡农民工、未就业的大中专毕业生、企业经济性裁员的失业人员(总计约15万)每人发放500元就业培训券……       目前理论界对消费券还有一定争论,但是关于发放消费券无害这件事,是没有任何疑问的,关于发放消费券短期有利这件事,也没有什么可讨论的。唯一存在争议的问题是,发放消费券是否可持续,是否长期有效,是否可以作为一项拉动内需的有效工具经常使用。       既往国家和地区发放消费券的经验表明,蒙代尔和弗里德曼(1955年提出教育券理论)等支持发放消费券的经济学者,虽然找到了症结所在和治疗方向,但药方只说对了一半,所以实践效果不尽人意。 美中不足的理由       正因为蒙代尔等学者只说对了一半,实践者也只做对了一半,所以消费券遭到了不少质疑。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五个方面:       1. 消费券没有乘数效应。公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拉动内需的效果比较快,涉及的产业链比较长,可带动机械、建材、物流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就业问题,为后期吸引更多的投资创造环境。而消费券只适用于流通链条的末端,还有时间、范围等限制,带动能力很弱。       2. 消费券存在替代效应。民众按照政府的设想用消费券消费,没有问题,但可能减少相应数量的现金支出。本来元旦就要花100元买米买菜,花掉消费券以后,现金就省下了,如果大家都这样做,民众总体的消费支出并无增加。当年日本派发消费券后,当年GDP仅为此增加0.1%。       3. 消费券难以持续。成都此次发放消费券的总额,约为当地全年GDP的万分之一。考虑到当前地方政府的财力与物力的现实情况,如果消费券完全由财政埋单,不可能做到像工资一样月月发放,必然杯水车薪,难以持续。       4. 消费券治标不治本。区区100元消费券,并没有改变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即使采纳了蒙代尔的建议,全民发1万亿消费券,平均到13亿人头上,每人不到800元人民币,也买不到多少东西。长期来看,政府应该将大量支出投向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保障。老百姓没有后顾之忧,才会放心消费。       5. 消费券操作起来难度很大。消费券适用的特定人群应该怎么确定?会不会有人“吃空饷”?消费券的流通,会不会导致黄牛党的投机行为?出于利益的诱惑,会不会出现伪造的消费券?发放消费券的工作量不小,会不会增加政府财政成本压力?       表面上看,这些理由都无懈可击,似乎将消费券逼进了死胡同。然而,只要我们从规模需求的角度出发,找到现有理论方法所欠缺的另一半,就会豁然开朗。 理论方法的飞跃       1. 消费奖励引发乘数效应      笔者先问一个问题:假如成都市发放的近4000万元消费券,不是消费券而是实物,跟平常送温暖活动一样,那么民政局在指定商场购买米面油盐的时候,会不会以零售价格成交?       假如一袋50斤的大米,零售价格为100元,民政局这4000万元专款,是不是只能买回40万袋大米,然后再分别发给特定群众?肯定不是的,政府采购本来就能够享受到一定的折扣率,如果以零售价格成交,岂不成了冤大头?       假设以九折计算,本来应该买到约44万袋大米,现在变成消费券发放以后,变成了老百姓个人去买,还是零售价,相当于少了4万袋大米。之所以要发消费券而不发实物或现金,是因为实物的流动性不够,可能有人不需要,而现金的流动性太强,可能被克扣、挪用,或者存起来。只有消费券,有一定的选择性,能够规避二者的弊端。但是,我们不应该因为发放消费券就随随便便丢掉4万袋大米的优惠。       这4万袋大米(10%的优惠),是因规模需求而来的,笔者已经在理论上定义这个概念为货现率(对放弃储蓄行为或选择特定消费的一种补偿)。如果把利率看做货币的价格,货现率就是需求的价格。 关于消费券,蒙代尔只说对了一半,这一半就是主张发行定向的、只具有消费功能的货币替代物,即笔者定义的子币。但是他的错误在于,没有辅之以货现率。因为没有优惠奖励,人们还是不愿意花钱,至少不愿意把自己的钱变成消费券,都在等天上掉馅饼——政府补贴消费券。       例如政府全民发放每人100元的消费券,总计1300多亿元,力度已经很大。但是对于每个消费者而言,100元还是显得太少了。如果有货现率的机制,即政府财政100元人民币能够买到110元消费券。那么除了政府免费发放的消费券以外,企业和个人,还会自动自发地,用现金向政府部门购买额外的消费券。如果消费者愿意,他可以把自己的工资的一部分买成消费券,在领工资的时候将面临多种选择,既可以拿2000元人民币,也可以拿1000元人民币加1100消费券等组合。       这样一来,消费券的使用数量就会迅猛增加,从而起到比投资更大的乘数效应。显而易见地,消费券拉动内需比投资更有优势,因为将国家投资与市场化行为有机地统一起来了。消费者在市场终端,自主决定该去哪里,买什么商品。而刻意增加的投资,可能打乱市场自然竞争,使得那些被新增投资鼓励的行业中,一些本该倒闭的企业因此继续生存,不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从裁判的角度看,市场本身肯定比宏观调控的准确度更高,反应速度更快。       2. 消费奖励减少替代动机       由于现金的替代弹性为零,人们都有流动性偏好。因此很难彻底打消民众把消费券转换为现金的冲动,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消费奖励,尽可能减少替代效应。       其中的道理很简单:现在以及从前所发放的消费券,跟现金与商品的价值比例,是100︰100︰100的,如果使用货现率进行奖励,其比例将改变为110︰100︰110。这样的话,三者相互比较,持有现金是最不合算的,而消费券跟商品的价值比例一致,因为消费券必须在指定期限内花掉,过期就作废了,所以人们会倾向于选择消费,持有商品。       如果此时仍然有很多人宁愿吃点亏,也要把消费券转变为现金,存进银行,只可能存在两个原因:一个是货现率奖励的程度还不够大,另一个是消费券的选择范围还不够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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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转)泰罗的门徒

在科学管理创立和推广的过程中,泰罗本人对那些打着科学管理旗号招摇撞骗的“效率工程师”是很警惕也很厌恶的。但他认为,有四个人堪称他的门徒。这四个人分别是巴思、甘特、哈撒韦、库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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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转) 忠诚的层次和境界

企业都希望自己的员工忠诚。然而,忠诚是有不同层次和境界的。更要命的是,这种层次差别和境界高低,内涵大相径庭。大体上,忠诚可以分为以下四种:一是对老板的忠诚。二是对公司的忠诚。三是对事业的忠诚。四是对信念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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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转)弱势群体如何不再弱势——谈社会正义的实现途径

现实中的弱势群体尽管多种多样,但究其根本,产生原因无非两类:一类是自然原因形成的弱势群体,一类是社会原因形成的弱势群体。所谓自然原因,是指各种非人力因素产生的个人困境,如先天的残疾或智障,后天的灾害或疾病。所谓社会原因,是指各种人为作用制造出来的群体困境,如政策上的歧视,社会性的偏见,管理中的不公等等。这两种弱势群体的成因不同,解决途径自然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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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刘文瑞:要虚名还是要实惠?

企业在迅速发展中,要虚名还是要实惠,往往是一种选择困境。如何不被虚名困扰,做到名至实归,是对发展战略的考验。                                         —————————————— 战国时期,商鞅变法以后,秦国的实力迅速崛起,向哪儿发展,成为摆在秦国君臣面前的重大战略选择。这就像现在那种业务迅速膨胀的企业,必须寻找新的市场和新的投资领域。 公元前316年,地处中原的韩国向秦国发动了攻击。同时,今天川渝一带的巴国和蜀国也打起来了,双方都向秦国告急求救。秦国此时的实力,恰好能够借机进行扩张。但是,尚不具备同时两线作战的能力。是打韩国还是打巴蜀,秦国君臣有一场争论。 丞相张仪主张打韩国。他认为,韩国的三川是天下中心,地处韩国的周王室是名义上的天子。拿下三川就可以取得中原腹地,控制周王室就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人们常说争名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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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兰质量管理思想述评

杨柯 “20世纪是生产率的世纪,21世纪是质量的世纪。”这句话出自朱兰。身为一代质量管理大师,朱兰将自己毕生的经历投入到质量管理领域,提出了许多极为重要的理论和方法,对质量管理学科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质量是一种适用性”与“大质量”观念 朱兰提出:“质量是一种适用性。而所谓‘适用性’(Fitness for Use)是指使产品在使用期间能满足使用者的需求”,是对“一个公司要实现其质量目标所需进行的活动的确定和实施过程”。 朱兰分析道,所有人类团体,无论是工业公司、学校、医院、教会或是政府等,都从事于对人们提供产品或服务。只有当这些货物和服务在价格、交货日期以及适用性上适合用户的全面需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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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报童到质量领域的“首席建筑师”:朱兰

 杨柯 约瑟夫·朱兰(Joseph M. Juran,1904-2008),是举世公认的20世纪最伟大的质量管理大师之一。他将毕生的精力投入到质量管理中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被誉为质量领域的“首席建筑师”。回顾朱兰一个多世纪的一生,有70多年和他热爱的质量领域紧密联系在一起。 早年的艰辛生活 1904年12月24日,朱兰出生于罗马尼亚东部城市布勒依拉(Br?ila),他是一个犹太人。从他出生起,欧洲的排犹浪潮和家庭的贫穷生活,就给他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深的阴影,恐惧和饥饿,使他过早地接触到社会的另一面。正如他在自传中说的那样:“恐怖深深触动了我,我被吓坏了。我确信周围都是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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