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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柯
“20世纪是生产率的世纪，21世纪是质量的世纪。”这句话出自朱兰。身为一代质量管理大师，朱兰将自己毕生的经历投入到质量管理领域，提出了许多极为重要的理论和方法，对质量管理学科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质量是一种适用性”与“大质量”观念
朱兰提出：“质量是一种适用性。而所谓‘适用性’（Fitness for Use）是指使产品在使用期间能满足使用者的需求”，是对“一个公司要实现其质量目标所需进行的活动的确定和实施过程”。
朱兰分析道，所有人类团体，无论是工业公司、学校、医院、教会或是政府等，都从事于对人们提供产品或服务。只有当这些货物和服务在价格、交货日期以及适用性上适合用户的全面需要时，
杨柯
约瑟夫·朱兰（Joseph M. Juran,1904-2008），是举世公认的20世纪最伟大的质量管理大师之一。他将毕生的精力投入到质量管理中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被誉为质量领域的“首席建筑师”。回顾朱兰一个多世纪的一生，有70多年和他热爱的质量领域紧密联系在一起。
早年的艰辛生活
1904年12月24日，朱兰出生于罗马尼亚东部城市布勒依拉（Br?ila），他是一个犹太人。从他出生起，欧洲的排犹浪潮和家庭的贫穷生活，就给他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深的阴影，恐惧和饥饿，使他过早地接触到社会的另一面。正如他在自传中说的那样：“恐怖深深触动了我，我被吓坏了。我确信周围都是敌人，
刘文瑞
廷杖是惩罚，却激励着明代的大臣前仆后继。在管理中，组织的惩罚措施如果与社会公认的伦理准则不一致或者相反，那么，这种措施就可能由惩罚变为激励。
许多人认为惩罚只是“负强化”，其实不然。惩罚的初衷通常是禁止某种行为，但是有些惩罚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却是激励。例如，明朝对有忤于皇帝旨意的大臣实行“廷杖”。明武宗时，因谏止南巡，廷杖达一百四十六人，杖死十一人。嘉靖三年因争大礼（即皇帝生父的名分礼仪，嘉靖皇帝要为自己已去世的生父争得名分，但同传统礼制不合），廷杖一百三十四人，杖死十六人。万历五年，首辅张居正的父亲去世，按礼制应去职守丧三年，但古代有“夺情”一说，即令孝子留任为朝廷效忠而放弃守丧。张居正也不大愿意离开政务中枢。
刘文瑞
管理离不开讨论，讨论问题的实质是信息交流。但是不同的管理事务，要求信息交流的方式和内涵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略加观察，不难发现，在各种各样的管理活动中，讨论往往有三种情况，这三种情况可以分别叫做批评谏言、提出建议、寻求共识。
所谓批评谏言，是批评者对当事人的指责，立足于质疑、反问，是一种挑刺儿式的讨论。由于是挑刺儿式的评头论足，所以，发言人往往不大考虑可行性问题，而且，为了引起对方的重视，往往把问题说得越严重、越耸人听闻越有效果。对于这样一种讨论，对待的方法有多种多样，但最核心的要点在于不加指责。不管对方说得多么离谱，多么不合情理，都不能进行指责。比如，唐太宗以善于纳谏著称，然而，
刘文瑞
《野鹅敢死队》（The Wild Geese）是英国于1978年拍摄的老电影，但直到现在看起来也没有过时感。尤其是片头的主题曲，风格独特。中国的歌坛大腕刘欢在出道不久时曾经唱过这首歌，但不知何故在他的专辑里都没有收录。歌中不断重复的唱词：“There is so much to be done–Tell me what more, what more, can we do?”肇示着人类的普遍困境——在急速变化的外界环境面前，我们已经付出了那么多的努力，为了绝处逢生，我们还能做什么？
这部动作片的剧情并不复杂，但却充满了惊险。一个雇佣兵头子福克纳上校，受一个银行家雇佣，要从非洲某国的一座监狱里劫走被推翻下台的前总统林班尼，作为这个银行家从非洲某国取得铜矿开采权的交换条件。价钱谈妥后，福克纳找到了几个他的生死伙伴，招募了50人的队伍，进行了严酷的战前训练。
刘文瑞
短期行为是管理中一种十分常见的毛病。人人都知道它的危害，但就是克服不了。对于这种现象，简单地告知不能为了眼前利益牺牲长远利益的大道理，根本无济于事。管理者自己会算账，如果眼下就过不去，谈何长远？有些专家，撰文批评短期行为头头是道，但总有站着说话腰不疼的嫌疑。凡是撰写这种文章的人，应该先换个位置想想，如果把你放到经理人的位置上，你自己的主张能否兑现？
如何克服短期行为，需要从病根入手。引发短期行为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有一点似乎尚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就是任期的影响。任何人作为经理人，都有基本的经济理性。如果在短期行为和长期安排之间选择，肯定要涉及到利益估算。如果任期长，当事人就会在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进行比较判断，看选择哪头更划算。
刘文瑞
雨果的名著《悲惨世界》是世界级的，由它改编的电影和歌剧都很成功，具有震撼人心的效果。从管理学的眼光看，这部名作中的一个配角人物——警察沙威，十分耐人寻味。在沙威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官僚制的缩影。
管理离不开组织，号称组织理论之父的德国佬韦伯，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官僚制的优越性。韦伯所说的官僚组织有特定含义，是指由法理权威构成的高度专业化的现代组织，即科层组织。在效率和可靠性上，官僚组织有着无可争议的优势，然而，它必须以价值中立为前提。所以，官僚组织具有工具理性的完美，却要排除一切价值干扰，从而导致人的异化。这样说，未免太过学究气。通俗而言，官僚组织是最有效的管理工具，
刘文瑞
管理人员的出身问题，似乎还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但在历史上，关于出身的争论极为常见。经验也告诉我们，出身对一个人的价值倾向、需求偏好、行为习惯等等有着多方面的影响。那种所谓“英雄不问出身”的辩白，不过是发迹了的流氓掩饰自己来路不正的辞藻。出身的烙印是很难消磨掉的，君不见，下层出身的刘邦，哪怕是当了皇帝，言行还是处处流露着无赖习气。而汉武帝之所以重用公孙弘，就是因为公孙弘的出身低微便于控制。历代君主，对于手下的出身实际上是很重视的。这一点，或许能给当代的管理学提供一些参照。
从秦汉以来，古代的官吏主要出身于两种人，一是儒生，二是文吏。用现代语言来说，前者是经过正规培养的知识分子干部，后者是在基层滚爬摸打从实践中锻炼出来的干部。这两种人具有群体性的差别，而这种差别对古代的国家管理产生了重大影响，不可不察。
一、儒和吏的源流
儒起源于孔子。说起来，儒家虽然在后来显赫了，但孔子本人在世时并不怎么风光。
